2026年的夏天,我站在山东能源长城一矿的调度集控中心,巨大的玻璃幕墙外,毛乌素戈壁滩的黄风卷着沙粒呼啸而过。而幕墙内,井下掘进机截割头在屏幕上划出流畅的曲线,像一支巨笔在岩层上书写。恍惚间,爷爷的铁锨、父亲的炮杆穿过七十年的时光,与眼前的智能设备慢慢重叠——原来,我们三代煤矿人,始终在用不同的“工具”,在同一片煤海里耕耘。
爷爷的“镐”
爷爷的工装照一直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照片里的老人胸前戴着大红花,脸上的煤尘没擦干净,却笑得比花还灿烂。
小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总喜欢蹲在爷爷身边,在他略显沉重的呼吸里听他讲井下的故事。他说一个班要攉十几吨煤,铁锨把磨破了手套,手套磨破了皮,最后手心里的茧子硬得和煤块一样。“那时候哪有什么机械化?就是靠我们一镐一镐刨、一车一车把煤从井下推出来。”印象里,爷爷的手掌布满老茧,指缝永远嵌着洗不净的煤黑,可他就凭着这双手,三十年如一日挥动铁镐,从青涩小伙干到两鬓斑白,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退休那天,矿上敲锣打鼓给他戴红花,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体面的时刻。
爷爷的“镐”,是那一代人生存的武器,他不知道,他手掌里的老茧,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关于责任,关于坚守,关于一个煤矿工人最本真的骄傲。
父亲的“炮杆”
父亲接班那年,矿上开始推广炮采,他总说自己比爷爷“享福”,不用全靠铁锨攉煤,打眼放炮一茬能顶好几天。可我见过父亲下井后的样子,凌晨四点出门,晚上八点回家,浑身上下只有眼白是白的,连牙齿都泛着黑。
记忆里最深的是父亲带回来的“班中餐”。那时家里穷,我跟两个姐姐最期待的就是父亲带回来的油饼和火腿肠,油饼上沾着些许煤尘,火腿肠包装纸上印着黑手印,他总说“井下不饿,带回来给你们吃”。煤尘的苦涩混着油香,那是我童年吃过最复杂也最香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多挣工分,一个人能卸六车沙灰料,能徒手接上600毫米的风筒,工区的人都叫他“老黄牛”。
但父亲对矿山的感情,不止因为“饭碗”,更因为“恩情”。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得过一次凶险的出血热,在那个医疗条件匮乏的年代,高烧不退的父亲被几家医院拒之门外,绝望的母亲哭红了眼,硬着头皮找到矿长。当时的领导没有推诿,当即调派矿上唯一的公务车,连夜把父亲送到大医院抢救,正是那次及时转运,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从那以后,父亲干活更拼命了。他常说:“矿上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活路,我就得把这条命豁出去,对得起这份情义。”父亲的“炮杆”,比爷爷的铁镐多了些技术含量,却同样沉重——那是养家糊口的重担,更是一个男人对矿山最深沉的感恩与担当。
我的“笔”
2009年我大学毕业,背着行李去了山西,成了新矿集团省外开发的第一批技术员。第一次下井,我下意识跑到风筒旁边,想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它扛上肩,师傅却拦住了我:“傻小子,你是大学生,你的手是用来写规程措施的,可不是干这个的。”那一刻我突然懂了父亲为什么总催我读书。他吃过的苦,不想让我再吃一遍;他扛过的重量,希望我能用更体面的方式接住。
后来我来到长城一矿,这是新矿集团在内蒙开发建设的第一对矿井。看着综掘机像“大螃蟹”一样在岩层里掘进,看着喷雾系统瞬间压下粉尘,看着集控室大屏幕实时显示井下数据,我忽然明白时代的“镐”在变,但煤矿人的魂没变。
2020年,我调入党政办公室,后来又辗转到党群工作部。从一线技术员到文字工作者,我的“工具”从规程措施变成了汇报材料、宣传稿件。桌上的文件堆得比井下煤堆还高,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可我知道,我正在用另一种方式“采煤”——挖掘矿井的奋斗故事,凝聚职工的精神力量,传承新矿的红色基因。
从铁锨小推车到综掘机集控系统,从人工接风筒到智能除尘,从手写规程到数字化管理,煤矿的“工具”、“环境”都在变,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是爷爷那辈人对岗位的敬畏,是父亲那辈人“老黄牛”般的坚韧,是我们这辈人“创实奋进”的担当。
父亲总会讲起当年下井的往事;我也跟他说现在井下智能化建设的现状,畅想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听得入神,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亮。沉默良久他缓缓说:“好,真好。咱们矿变了,工具一直在进步,可那股子劲儿没丢。”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正是这些“老工具”,托举起了我们这代人的“新工具”;正是前人的“体力”接力,换来了我们这代人的“智力”传承。
窗外毛乌素戈壁滩上,黄风卷着沙粒打在玻璃上;矿区里,办公楼的灯光、煤仓的轮廓、职工活动中心的笑声,都在诉说同一个道理:路越走越宽,工具越换越新,可脚下的泥土和煤尘,心中的信念和希望,永远是同一种颜色——那是煤矿人的颜色,是新矿精神的颜色,是薪火赓续七十载,永远不变的颜色。
接过父辈的“镐”,我拿起了“笔”。这“笔”里,有爷爷的茧子,有父亲的汗,更有我们这代人对未来的承诺——让山能的精神,在新时代的煤海里,永远闪光。(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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