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
日前，我来到曾经学习和工作四十年的天津（1955年—1995年），与课题组以及同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探讨“个人经济体”这个新话题。我讲的题目是《“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及社会共生价值》，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第二部分是“个人经济体“的社会共生价值，并提出个人的思考与建议。
一、“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
“个人经济体”是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条件下，以数字平台为支撑，以个人为中心，且“独领风骚”，超越旧式条条框框“限制”的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态。
一个大前提是：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个人经济体”是在这个“双背景”下产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经济体”不会有；在农耕文明和传统工业文明时代，“个人经济体”也不会有；只有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由此带来“个人经济体的三大特征：一是“数字平台+市场经济”特征；二是“独领风骚”特征；三是孕育“超限制新人”特征。
（一）第一特征：“数字平台+市场经济”
1.数字革命是“根”
今年初，我在《产权导刊》（202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改革三势、要素三放与产权市场三延论》，里面有一句话：“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力逼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相关制度与之适应，这是‘根’。”这里讲了一个“道”，是技术倒逼“制度”，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命题实际上是“数字平台”技术倒逼出来的。
“个人经济体”正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力逼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其突出表现在：它是一种新的组织关系（接近于“零工经济”）和分配关系（与“平台分成”）下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
2.从大历史看“三大文明”
要了解数字平台，必须从大的历史长河，即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来看，主要是三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
第一，农耕文明。这一阶段有极个别的商品交换，但它是非市场经济，虽有个别商贩，但无“个人经济体”。
第二，传统工业文明。第二个阶段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蒸汽机以后，到19世纪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机械化；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半期，第二次工业文明有了电气化。此时虽有工商户，但还没有拓展为“个人经济体”。
第三，第三个阶段就是工业文明进一步发展并与信息化交叉，1945年，人类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起点，20世纪50、60年代陆续出现数字平台萌芽，但不是很典型。
第四，以我之见，“个人经济体”开始萌生，实际上到了第四阶段，即21世纪所处的“数字文明社会”。这一阶段以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AI）为重要载体，伴随新的文明浪潮，数字平台开始形成并横向拓展，“个人经济体”依靠平台开始大显身手，形态也更加突出。
2024年9月，我在莫干山主持了“1984莫干山会议40年纪念会（夜话）”，并参加了朱嘉明教授主持的“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论坛”。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的产业边界，重塑着商业模式和市场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经济以其高效、创新、包容的特点，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其应用场景日益丰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所以我认为，“个人经济体”崛起并跃升与21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类科技数智化”直接有关，这场新的信息文明是其崛起背景。
以上所谈的人类文明历程，是我们研究“个人经济体”这个命题的“根”，没有这个“根”，下面的一系列事情就无从谈起。
3.杭州“六小龙”的启迪
2024年，我从北京“四下杭州”，那里有“六小龙”（深度求索、宇树科技、游戏科学、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群核科技）。他们崛起于新技术领域的前沿，在业内产生不小影响力。“六小龙现象”引起我的思索。其中DeepSeek（深度求索）尤其引人关注，其拥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技术上开源、免费、低成本。开源有助于打破封闭，免费有助于普及，低成本有助于摆脱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平权化。中国技术领域极需要摆脱权贵的限制，走向平民化、平权化。
第二个特点，体制上“民营化”，这六家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为什么他们都是民营企业呢？这与我主张的创新关键在于“心灵放飞”（《创新立国战略》，2013年）有什么内在关系，很值得研究。
第三个特点，年轻人领军。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在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类似梁文锋、王兴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领军，标志着我国的“人才红利”开始呈现。由此，我概括出一种趋势：中国正在经历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跨越性转变（《浙江日报》5月26日）。
2025年1月，我接受《浙江日报》访谈时提出了“科技、产业和生态：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科技：建议全省推广DeepSeek“求索模式”。《浙江日报》于1月13日发表了访谈文章，16天后，即1月29日，DeepSeek在海外爆火，这篇访谈文章也受到关注。
DeepSeek所折射的中国科技数智化的异军突起现象，是中国科技史和中国改革史上值得重视的事件。
4.数字平台+市场经济
只有数字平台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经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贡献，就是提出按照商品经济（市场规律）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此，我要强调一句，没有市场经济，今天社会就没有“个人经济体”。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建立并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持续推进的“人工智能+”行动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聚焦于“大模型+垂直场景”的具体应用，这表明国家正进一步推动AI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人类正在面临百年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生产关系乃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相关制度，正面临变革。“个人经济体”与“大变局”中的“数字革命+市场经济”息息相关，这是第一特征。
（二）第二特征，“独领风骚”特征：以个人为中心，人在“体”在，人“亡”“体”亡
所谓“独领风骚”特征，是指“个人经济体”是以个人为中心运作，他们虽有团队，但领军者却是“独领风骚”。规律是：领军者在，则“个人经济体”在；领军者不在，则“个人经济体”亡。
（三）第三特征，孕育“超限制新人”特征：要创造产生“超限制新人”的市场化环境
关于“超限制新人”特征，我在1998年发表的《21世纪初企业创新探讨》一文，曾探讨过“超限制新人”命题。我预测，中国将来有可能出现一批“超限制新人”，并列出了可能的几个“人格特质”：一是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的一批新人；二是“三合一”人才，他们既是技术专家，又是商人，还是艺术家；三是他们喜欢变革、新概念、新思想、新思维方式，有创新欲望；四是他们不喜欢等级制，不喜欢挂行政职务、头衔等，他们认为这些是“传统限制性的东西”。
2013年，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进一步展开论述，提出“超限制新人”是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超限制新人”的明显特征是超越旧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并论述我们应如何为“超限制新人”的产生创造条件。
国家要为“超限制新人”的产生创造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人本体制”。我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人本体制论》一书中，主张“人本实质论”，反对“人本工具论”。该书第1页写道：“着眼于中国下一个30年，就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五环式’的体制改革提出思路。”
要建“人本体制”，就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2024年12月，我与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主笔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主张全部七大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人本要素要“率先市场化配置”），从而为“个人经济体”中“超限制新人”的产生创造社会机制。
二、关于“个人经济体”的社会共生价值
（一）“个人经济体”是实现“社会共生”的重要途径
除了把握上面三个特征以外，应重点研究“个人经济体”的“社会共生”价值，这于国于民都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个人经济体”是实现“社会共生”的重要途径。
前文三大特征重点讲的是“个人经济体”中的“个人”。那么，站在国家的高度，我们如何从社会改革角度来把握这一经济现象的社会价值呢？我在2013年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中提出的“社会共生理论”，可供参考。
我把“社会共生理论”概括为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二）“社会共生”三句箴言
1.“穷人不能再穷”：重点关注社会底层
人文关怀首先要关注社会底层。
国家统计局曾称，根据2019年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
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些社会底层人士，解决下一步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不能再穷”的问题。今年春节期间，我在海南白沙县南开乡南开村调研时发现，那里的黎族和苗族村民原来生活困难，但是他们通过“电商直播”卖黎族织锦产品“黎锦”，增加了收入，解决了贫困问题。《产权导刊》（2025年第5期）发布了调查报告《农村：脱贫如何转振兴——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村对口帮扶”和“高峰村生态移民”调查及建议》，总结了这一脱贫致富的经验做法，得到了多家媒体的转载。
2.“富人不必出走”：顾及“先富”人群
与“穷人不能再穷”紧密相联的是“富人不必出走”。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内地的富裕家庭（资产600万元人民币以上）数量达414.2万户。其中，拥有6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家庭为150万户。另据资料，中国内地高净值家庭（资产千万元人民币以上）数量为167.8万户，其中拥有千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家庭为89.1万户。
现在出现一些民营企业投资经营者“出走”的情况，为什么“出走”？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态势需要研究：如何给他们创造一个“不出走”照样能够安心经营、继续致富的环境和条件？
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我在《以创新之钥开启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中国企业报》4月22日）一文中，提出了切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六条建议，内容包括：提高战略立意、拉长历程总结、加深制度定位、拓宽产权内涵、建立企业家市场、法治“去悬剑”等。
3.“中产必须扩大”：重在催生中产群体
“中产必须扩大”，最为关键。
“中产”即“中等收入群体”。基本标准一般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至50万元这个区间内（折合每人月收入3000元左右）。按照权威专家的测算，中国大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超过4亿。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受各种因素影响，中产有所萎缩或减少，他们反映经营困难。怎样扩大中产群体是一个紧迫问题。
除国家应颁发相关政策外，我从产权专业角度研究认为，“中产扩大”应探索多条路径。例如，可否让个人经济体中的“财经投资者”参与“广义产权”的“流转”呢？
我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广义产权论》中提出，“广义产权论”三大要义：“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
其中，第一要义：“广领域”广到哪？一广到“天”，即“环境产权”（如碳排放权）；二广到“地”，即各类自然资源；三广到“人”，包括知识产权、技术产权、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等（简称为“天地人产权论”）。
第二要义：“多权能”，是指所有权及派生的各种权利，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等。
第三要义：“四联动”，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这四项制度是联动在一起运作的，从而形成了一套“广义产权论理论体系”。
比如，从“多权能”来看，可以在“界定和搞活所有权”上做文章。我在该书中提出“职务发明的成果产权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建议“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这不仅意味着启动“赋权改革”，而且意味着知识技术成果的正当流转和高效转化，从而为“个人经济体”进入知识技术市场打开了门路。
以上是搞活所有权，还可以“搞活使用权”。《广义产权论》指出，“多权能”，不仅仅是所有权，而且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这些都是可以交易的。这对“个人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是否可以“搞活使用权”，使“个人经济体”参与到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的交易过程中，获取产权收益，从而催生中产群体的扩大呢？
总之，社会共生理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不只是一个理念，而且是一种实践。希望“个人经济体”开拓思路，继续开拓，为“社会共生”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个人经济体”课题组天津研讨会上的报告，首发于《产权导刊》2025年第8期）
